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
1938年2月18日，一个看似寻常的午后，尖锐刺耳的防空警报划破了武汉三镇上空的宁静。
“空袭！是日本人的飞机！”街头巷尾，人们惊慌地奔走相告，原本繁华的街道瞬间陷入一片混乱。
警报声未落，从南京、芜湖等地起飞的二十六架日军战斗机和十二架轰炸机，已经如一群嗜血的秃鹫，沿着长江水道，气势汹汹地扑向这座战时中国的“心脏”。
汉口王家墩机场，警报就是命令。
“第四大队，紧急升空，迎敌！”随着一声令下，二十九架崭新的苏制战机呼啸着冲上云霄，在空中迅速编组成战斗队形，像一群矫健的猎鹰，主动迎向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遭遇战，更是一场意志与勇气的较量。
武汉的天空，瞬间变成了巨大的绞肉场。
引擎的轰鸣声、机枪的咆哮声、飞机被击中后拖着黑烟坠落的呼啸声，交织成一曲令人心悸的死亡交响。
“打得好！打下来了！”地面上，无数武汉市民忘记了危险，他们挤在屋顶上，探出窗外，挥舞着手臂，为自己的空军英雄们呐喊助威。
仅仅十二分钟，这场短暂而激烈的空战便分出了胜负。
中国空军以损失四架战机的代价，硬生生地打掉了日机十四架。
剩下的日军飞机狼狈不堪，连武汉市区的边都没摸到，就仓皇掉头，沿着来路逃之夭夭。
当晚，数万民众涌上街头，提灯结彩，庆祝这场酣畅淋漓的“二一八空战”大捷。
然而，在胜利的狂欢之下，一股沉重的阴云却始终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自南京沦陷后，武汉便成了中国实际上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里聚集了全国的精英，承载着整个民族不屈的希望。
日本人，一定会来，而且，下一次必将是倾尽全力的雷霆一击。
“天皇的生日，要用一场盛大的烟火来庆祝，而武汉，就是最好的礼花！”在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作战室里，一名高级军官狂妄地叫嚣着。
4G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
为了给他们的神献上一份“厚礼”，日军精心策划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空袭。
三十九架各式飞机组成的庞大编队，目标直指武汉心脏。
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却不知，一张早已织好的大网，正在等着他们。
“报告！从缴获的敌机文件中破译出重要情报，敌军将于天皇生日当天对武汉发动大规模空袭！”一份加急电报早已摆在了中国空军指挥部的案头。
信息战的胜利，往往在炮火响起之前就已决定。
当三十九架日机得意洋洋地飞临武汉上空时，迎接他们的，是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联合组成的，多达六十七架的战斗机群。
一场抗战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空中对决，就此爆发。
半个小时的殊死搏斗，天空被曳光弹的轨迹切割得支离破碎。
从武昌到黄冈，广阔的天幕上，到处都是被击落的日军轰炸机拖着长长的黑烟，翻滚着坠向大地的惨烈景象。
最终，日军以被击落二十一架的惨重代价，再次献礼失败。
这场被后世称为“四二九空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数百万武汉市民不顾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的危险，挤满了楼顶和街巷，他们的欢呼声，是给予空中勇士们最响亮的勋章。
然而，空中的胜利，终究无法阻挡地面上滚滚而来的钢铁洪流。
5tou月19日，徐州会战落下帷幕。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的参谋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投向了地图上那个标注着“武汉”的圆点。
“必须攻占武汉！”参谋总长在御前会议上语气坚定地说道，“只要拿下武汉，中国的国民政*府将彻底沦为一个地方性的流亡政权，其统治的正统性将不复存在。届时，那个姓顾的，除了屈服，别无选择。”
为了实现这个“一战定乾坤”的宏伟目标，日本几乎是倾其国力，把压箱底的家当都掏了出来。
原本在徐州战场的华中派遣军，兵力从战后的三个师团，在短短一个月内，急速膨胀到了十四个师团，外加两个旅团、两个支队。
这支庞大的侵略集团，被一分为二。
第二军，由皇室成员北川宫亲王挂帅；第十一军，则交给了素有“智将”之称的坂本雄一指挥。
除此之外，还有海军第三舰队的一百二十艘各型军舰，以及超过五百架作战飞机提供海空支援。
为了支撑这场豪赌，日本政*府紧急追加了三十二点五亿日元的作战经费。
在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机密文件中，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已无应变之余力。”
这意味着，除了本土仅剩的一个近卫师团随时准备增援外，日本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调动了。
他们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武汉这张赌桌上。
最初，坂本雄一和他的参谋们制定的进攻路线，并非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我们的主力，应该沿淮河向西，经大别山北麓，先取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捣武汉！”在作战地图前，一名日军参谋指着一条迂回的路线说道，“这条路虽然远一些，但地势开阔，便于我们机械化大兵团的展开和作战。”
这个方案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可，既能发挥日军的装备优势，又能避开长江沿岸复杂的水网和坚固的要塞。
然而，一个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惊天变故，彻底打乱了日军的如意算盘。
6月9日，河南花园口。
随着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黄河的大堤被炸开了数个巨大的缺口。
被束缚了千百年的黄龙，仿佛一头挣脱了枷锁的远古巨兽，咆哮着，翻滚着，以无可阻挡之势，向着东南方向的豫南皖北大平原席卷而去。
滚滚浊流，经中牟、尉氏、扶沟，一路奔腾，最终夺淮入海。
一夜之间，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变成了一片泽国，史称“黄泛区”。
这是中国方面，为了迟滞日军西进，在最高统帅顾远征亲自主持的最高军事会议上，秘密做出的一个极其艰难而又痛苦的决定。
“以水代兵，非万不得已，绝不可用。”顾远征在会议上的声音嘶哑而沉重，“但国难当头，为保武汉，为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别无选择。”
花园口决堤，对日军的打击是致命的。
首当其冲的第二军，在毫无防备之下，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吞噬了七千多名士兵和大量的重型装备。
更重要的是，日军沿淮河主攻武汉的整个作战计划，彻底宣告破产。
“八格牙路！”坂本雄一在指挥部里气急败坏地摔碎了心爱的茶杯，“我们必须重新制定计划！沿长江进攻！虽然路程近了，但沿岸地形复杂，水网密布，支那军可以利用地形层层阻击，这将是一场苦战！”
日军被迫手忙脚乱地调整部署，而中国方面，则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制定了“保卫大武汉”的作战计划。
“诸位，南京保卫战的教训，我们必须深刻吸取！”顾远征环视着在座的各位高级将领，语气异常严肃，“背水列阵，死守孤城，一旦防线被突破，数十万大军就可能陷入被围歼的绝境。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
他顿了顿，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大圈，将武汉三镇以及周边的广阔区域都圈了进去。
“所以，这次的方针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这句话，成为了整个武汉会战的战略核心。
不以坚守武汉城池本身为目的，而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外围的广阔区域。
充分利用大别山的山地、鄱阳湖的水网以及长江两岸的复杂地形，构筑纵深梯次防御体系，逐次抵抗，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柳云飞，”顾远征开始下达命令，“你部负责大别山南北两翼及长江北岸的防务，我给你二十六个军，五十八个师！”
“是！”柳云飞起身敬礼，神情坚毅。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孙立辉，”顾远征的目光转向另一位将领，“你部负责长江南岸及武汉周边的防务，我给你二十三个军，四十九个师！”
“遵命！”孙立辉同样起身领命。
加上后续增援的部队，以及苏联援华的志愿航空队，中国方面在武汉周边集结的总兵力，史无前例地达到了约一百万人。
各类作战飞机约二百架，大小舰艇三十余艘。
顾远征亲自坐镇武汉，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也向全世界发表了讲话。
“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充满了不屈的意志。
但紧接着，他又话锋一转，强调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
“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能够主动地、灵活地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最大限度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这番话的潜台词非常明确：武汉这座城市，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放弃的。
但前提是，必须让日本人为夺取这座城市付出他们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保存下继续战斗的火种——我们的有生力量。
6月11日，夜色如墨，大雨滂沱。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军事行动时，武汉会战的序幕，被日军一支精锐部队悄然拉开。
日军的波田支队，在海军炮舰的掩护下，趁着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对长江下游的重要门户——安庆，发动了突然袭击。
驻守安庆的，是川军将领钱伯钧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其麾下的第146师，面对日军的突袭，几乎“未经力战，便轻弃名城”。
一夜之间，安庆失守。
消息传到武汉，顾远征勃然大怒，他亲自致电钱伯钧，电报的措辞异常严厉：“轻弃名城，腾笑友邦！令你部即刻反攻，夺回安庆，否则军法从事！”
钱伯钧接到电报，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回电辩解。
他在电报中声称，友军张敬尧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未能有效阻挡日军第六师团的侧翼攻击，导致他的部队侧背受敌，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万不得已才选择后撤。
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但安庆的轻易失守，如同在坚固的江防大堤上被凿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
日军的兵锋，得以长驱直入。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一场接一场惨烈无比的血战。
6月24日，日军在马当要塞附近多点强行登陆。
26日，经过激战，马当要塞陷落。
由于日军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完全控制了长江的制江权，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他们认为薄弱的地点发起登陆作战，这使得国军原本看似漫长而坚固的长江防线，变得处处漏风，异常脆弱。
7月26日，又一个噩耗传来：九江失守。
随着九江的陷落，整个武汉的核心地带，已经毫无遮挡地暴露在了日军的兵锋之下。
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
就在整个战区都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的时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孙立辉，却在指挥部的地图前，彻夜未眠。
他死死地盯着从九江指向武汉和南昌的红色箭头，脑中在飞速地进行着推演。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他猛地一拍桌子，对身边的参谋长说道，“我们之前的部署，有问题！有大问题！”
他指着地图分析道：“日军占领九江后，其主力必然会沿着南浔铁路，一路向瑞昌、德安方向进攻，直逼武昌。同时，他们肯定会分出至少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德安南下，企图攻占南昌，切断我们的后路。”
“我们的弱点在于，虽然在九江外围集中了二十多个师的重兵，但思想太僵化了！所有部队都只知道沿着江边、湖边进行被动的防御，兵力撒得像胡椒面一样，处处设防，结果就是处处薄弱。日军可以凭借海军优势随时随地强行登陆，而我们手里，连一支可以快速机动的预备队都没有！这样打下去，迟早要被敌人分割吃掉！”
孙立辉越说越激动，他拿起电话，直接要通了武汉的最高统帅部。
“总座！我恳请您批准，让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在赣北地区，主动打一场硬仗！给骄横的日军一次迎头痛击！必须打一个大胜仗，才能稳住军心，提振全国的士气！”
电话那头，顾远征沉默了片刻，随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回复道：“好！我同意你的计划！就这么办！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一死战！”
得到了最高统帅的首肯，整个第九战区立刻行动起来。
8月1日，一员以敢打硬仗、善打巧仗而著称的虎将——第一兵团司令罗正刚，临危受命，被推到了前台。
他调集了麾下最精锐的几个军，包括李玉堂的第8军、俞济时的第74军、陈安宝的第29军、王敬久的第26军、欧震的第4军以及叶肇的第66军等十几万大军，在德安、瑞昌以西的万家岭山区，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
罗正刚指着地图，对麾下众将自信地说道：“我这个阵势，名曰‘反八字阵’！两翼张开，中路后退，就像一个张开的口袋，又像一把准备剪断猎物脖颈的飞剪！就等着日本人一头钻进来了！”
骄横的日军，果然没有让罗正刚失望。
尤其是急于在坂本雄一面前表现自己的第106师团。
9月25日，师团长木下正雄中将，为了抢功，竟然不顾友邻部队的劝阻，率领其师团主力脱离了铁路主干线，仅携带少量补给，以轻装急进的姿态，一头扎进了德安县城西南方向，地形复杂、山峦叠嶂的万家岭地区。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里，正是罗正刚用十几万大军为他们精心准备的死亡陷阱。
木下正雄的部队孤军深入，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很快就与后方失去了联系。
他们以为自己神兵天降，即将创造一个直捣中国军队后方的奇迹。
“报告司令官！前方发现支那军小股部队，一触即溃！”
“哟西！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不要恋战！我们的目标是德安的背后！”木下正雄在马背上得意地挥舞着马鞭。
与此同时，在罗正刚的指挥部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报告总司令！鱼，已经进网了！”一名参谋兴奋地在地图上标出了106师团的最新位置。
罗正刚双眼放光，死死盯着地图，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了。
他缓缓举起手，指挥部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手上，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他正要下达“关门打狗”的命令，将这支骄狂的日军部队彻底埋葬在万家岭的群山之中。
突然，“砰”的一声，指挥部的门被猛地撞开。
一名通讯参谋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他的脸上毫无血色，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和疲惫而扭曲变形。
“总……总司令！不好了！武汉急电！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
罗正刚心中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
能让武汉最高统帅部发出如此等级电报的，绝对不是小事。
他一把夺过电报，迅速展开。
电报上的内容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
“南线，广州于昨日失陷！日军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粤汉铁路……已被完全切断！”
“什么？！”罗正刚只觉得眼前一黑，手里的电报纸飘然落地。
广州失陷？粤汉铁路被切断？
这意味着武汉通往华南、西南唯一的陆上生命线被斩断了！
整个武汉会战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刻，被釜底抽薪。
坚守武汉，或者说，以巨大的代价消耗日军来保卫武汉的战略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指挥部里，刚刚还洋溢着的乐观和兴奋，瞬间被死一般的寂静所取代。
所有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给砸懵了。
粤汉铁路一断，武汉就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继续投入重兵在万家岭围歼一个师团，还值得吗？
如果日军主力趁机全力猛攻，万家岭这十几万大军，会不会反过来被日军包了饺子？
一名军长脸色苍白地走上前，声音干涩地问道：“总司令……我们……还打不打？”
罗正刚没有回答，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地图上那个代表着日军106师团的红色箭头，额头上青筋暴起，紧握的双拳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
打，可能会将整个第九战区，乃至整个武汉战局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打，就等于放虎归山，眼睁睁地看着木下正雄的部队从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里溜走，之前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军心士气必将一落千丈。
整个指挥部的空气，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罗正刚的身上，等待着他做出那个足以决定无数人生死和国运走向的艰难抉择。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不知过了多久，罗正刚缓缓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狠厉。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嘶吼着接通了武汉最高统帅部顾远征的官邸。
“总座！我是罗正刚！广州虽失，但万家岭之敌已入我彀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请求，不惜一切代价，打完这一仗！哪怕把我们第一兵团拼光，也要把106师团这颗钉子给我拔掉！”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罗正刚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和对方沉重的呼吸声。
终于，顾远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简短而有力：“打！给我狠狠地打！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全歼106师团，为广州失陷雪耻！”
“是！”罗正刚放下电话，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但他的眼神却前所未有地明亮。
他转身面对麾下众将，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沉稳与果决。
“传我命令！各部队，按原计划，立即开始行动！关闭袋口，全线总攻！我要让万家岭，成为木下正雄和他的106师团的坟墓！”
10月1日，随着罗正刚的一声令下，包围圈中的十几万中国军队，如同苏醒的巨兽，从四面八方向着被压缩在万家岭地区的日军第106师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俞济时第74军的第58师，如一把尖刀，从南面狠狠地插向敌人的心脏。
欧震第4军的第90师，则从东面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
西面，预备第6师和第91师的将士们，呐喊着冲向敌阵。
北面，叶肇第66军的两个师，则彻底封死了日军北逃的退路。
木下正雄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灭顶之灾。
四面八方都是喊杀声，四面八方都是中国军队。
他引以为傲的师团，被分割，被包围，被压缩在一块越来越小的区域里。
“突围！向北！向北突围！”木下正雄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日军拼了命地向北冲击，企图打开一个缺口逃出生天。
而负责堵截的中国军队，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道钢铁长城。
双方在万家岭的山岭、村庄、田埂、沟壑之间，展开了寸土必争的拉锯战。
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用石头、用牙齿。
激战持续了整整十几天，整个万家岭地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0月7日，中国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将日军所有的退路彻底切断。
木下正雄和他的第106师团，被死死地压缩在了南田铺、雷鸣鼓刘和潘家这三个小村庄，方圆不过三四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
“师团长阁下！我们的弹药快要耗尽了！粮食也已经没有了！”一名参谋长面如死灰地报告。
木下正雄看着司令部外漫山遍野的中国军队，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10月9日夜晚，中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攻击的矛头，直指106师团的司令部所在地——雷鸣鼓刘村。
喊杀声震天动地，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中国士兵如同下山的猛虎，冲进了村子，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进攻部队甚至一度打到了师团司令部的院墙外。
院子里，师团长木下正雄和司令部所有的参谋、文书、勤务兵，都拿起了步枪，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场面混乱到了极点。
“请求空中支援！请求空中支援！”日军的通讯兵疯狂地向天空呼叫。
很快，日军飞机飞临上空，但他们不敢投掷炸弹，因为双方已经完全搅在了一起。
无奈之下，日机只能投下大量的照明弹，将整个战场照得如同白昼。
趁着照明弹带来的短暂混乱，木下正雄在几百名残兵的护卫下，于10日凌晨，趁着夜色向西北方向的山林中仓皇逃窜，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万家岭大捷，中国军队以巨大的代价，取得了围歼日军一个整编师团大部的辉煌胜利。
此役，共歼敌一万余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还生擒了百余名敌军。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
远在新四军的陈毅军军长，特意发来贺电：“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万家岭大捷的同时，整个武汉战场的局势，却已经恶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北线，日军第二军在北川宫亲王的指挥下，兵分两路。
北路沿着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猛攻信阳，企图切断平汉铁路。
南路则沿着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直逼武汉北部门户。
虽然柳云飞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在大别山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但终究没能挡住日军的疯狂进攻。
10月26日，两路日军先后突入湖北境内。
在东线，坂本雄一指挥的第十一军，同样兵分三路，从江西九江出发，向着武汉发动了钳形攻势。
孙立辉的第九战区部队虽然在万家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主力部队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
面对日军的持续猛攻，各条战线节节败退。
到10月下旬，日军已经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汉形成了包围之势。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广州的失陷。
粤汉铁路被切断，意味着武汉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输血管。
无论是兵员补充，还是物资运输，都变得异常困难。
武汉，已经不值得再用百万大军的生命去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死守了。
10月中旬，武汉三镇的近郊，大多是湖沼港汊，水网密布，极不适合大兵团进行城市防御作战。
更重要的是，从6月至今，连续四个多月的鏖战，中国军队伤亡极其惨重，一线部队早已是强弩之末，急需撤往后方进行休整和补充。
保存有生力量，比守住一座空城，更为重要。
10月14日，顾远征向第五、第九战区下达了训令，要求各部队“于一星期内变更现在态势”，做好转移阵地的准备。
17日，他又分别致电柳云飞和孙立辉，详细说明了放弃武汉的理由和各部队撤退的路线和部署。
一场规模宏大，却又有条不紊的大撤退，开始了。
与南京保卫战时的混乱不同，这一次的撤退，显得井然有序。
早在会战开始前，武汉的大批重要工厂、机器设备，就已经踏上了西迁重庆的漫漫征途，为长期抗战保存了宝贵的工业命脉。
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也早已通过水路和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后方。
武汉留给日本人的，注定只是一座空城。
10月25日，负责殿后的武汉卫戍部队，在完成了所有的掩护任务后，悄然撤离。
26日，日军第十一军的部队，小心翼翼地开进了武昌和汉口。
27日，汉阳也被日军占领。
至此，持续了四个半月，波及四省，双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三十万的武汉会战，正式宣告结束。
这场会战，中国军队付出了伤亡约四十万人的惨重代价。
日军方面，也同样付出了伤亡十余万人的巨大消耗，其中战死三万多人，战伤七万多人，更有多达十万余人因为水土不服、疾病流行而丧失战斗力。
从战术上看，中国输了，因为武汉丢了。
但从战略上看，日本却输得更惨。
日本大本营在会战前的判断是：“攻占汉口作战，是使战争早日结束的最大机会。”
日本天皇的命令更是明确：“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然而，结果呢？
武汉是占领了，但中国政*府没有屈服，更没有投降。
他们迁都重庆，继续抵抗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
更要命的是，为了打下武汉，日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会战结束后，日本深陷中国战场的总兵力，高达二十四个师团，其国内只剩下一个近卫师团，本土防卫空虚到了极点。
参加武汉会战的日军，伤病员高达十五万人，许多师团被打残，急需休整，短期内已经无力再发动任何大规模的战略攻势。
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机密文件中，无奈地承认：“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
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在武汉会战的硝烟中，被彻底击得粉碎。
抗日战争，由此前的战略防御阶段，正式转入了漫长而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的真正成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用巨大的空间和惨烈的牺牲，为整个国家赢得了无比宝贵的时间。
在这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命脉得以西迁，战略物资得以转移，疲惫的军队也获得了喘息和重组的机会。
而日本，则被迫将自己绑在了长期战争的战车上，其建立在“速决”基础上的战争经济，开始显露出崩溃的迹象。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日本的直接军费开支，已经高达九十二点三三亿日元，占其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八。
国内的钢铁、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严重短缺。
1938年，日本政*府甚至不得不颁布法令，规定包括学生用的铅笔刀在内的一百七十七种日常物品，禁止使用钢铁制造。
战争的绞索，正在慢慢勒紧日本自己的脖颈。
武汉会战，成为了中日战争真正的战略转折点。
中国虽然艰难，却挺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开始构建起足以支撑长期抗战的完整体系。
而日本，则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在中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曾亲身经历了武汉会战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中这样写道：
“1937年至1938年的冬天，中国发生了奇迹……一种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在汉口（武汉）存在了好几个月。全中国，都动员起来了……”
这种全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伟大精神，才是日本侵略者永远也无法战胜的真正力量。
1938年10月25日，就在武汉卫戍部队撤离的前一天，《新华日报》在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党的卓越领导人季云帆口述的一篇告别辞——《告别武汉父老》。
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这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在黑暗中，为无数人点亮了希望的灯火。
七年后的1945年，当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当胜利的旗帜重新飘扬在武汉三镇的上空时，这句伟大的预言，终于化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