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笔下的文字，无论是亲自动笔还是口授而成，均鲜明地映照出其思想的深邃与丰富。这些文字不仅涵盖军国重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宏篇大论，亦深入探讨了哲学、历史以及马列主义理论等高屋建瓴的议题。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诸如穿衣、饮食、出汗、受凉等琐屑细节，以及他对众多人物与事件深刻洞察的独到见解，亦无不彰显于其中。
林彪众多重要决策的形成，往往源自他无目的的深长思考。比如“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理念的提出，无不凸显了政治工作的核心地位。他提出的废除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倡议，在京津等平原地区营造人造山的构想，以及在江河湖海及水网地带强化军事训练的指导方针，抑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确保军队稳定所发布的指令与命令，以及为加强战备、防范敌人突然袭击而下达的紧急指示，皆诞生于他悠然漫步时的顿悟。一旦深思熟虑，他便会将所思所言记录成文，进而形成正式的文件，并严格予以执行。
林彪的思想精华、见解与言论，均未曾对外公开，唯在档案深藏的密室中，或散落在一页页泛黄的纸页上，或烙印在书页的褶皱间，或留存于卡片之中。他日复一日，深思熟虑，笔耕不辍，将心灵的感悟逐一点缀。这便是林彪的习惯，每当有所领悟，必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她还曾言：“千年文字，能够传情达意。”林彪便是以“烂笔头”为伴，每日笔耕不辍，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能“开口说话”的“千年文字”。
几则实例，引领我们窥见林彪心中的所思所想，以及他所记录的种种内容。
“忠庸”二字，出自林彪亲口所授，记录于秘书记载的便签之上。在这“忠庸”一词中，“忠”字最初由秘书誊写时误作“中”，林彪遂在其侧增添一“心”字。在林彪的视野中，张春桥不过是个擅长挥毫泼墨、热衷于高呼口号的普通人物。
“人类，作为物质宇宙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其尊严应受到绝对的尊重。任何对此的忽视，都将铸成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江青女士目前的举止，恰是这种严重失态的体现。”这段话语出自林彪之口，由林立果亲笔记录于《毛主席语录》之中，用以阐述林彪对江青的评判。
在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林彪积累了大量的笔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对“物质的可分割性……若干原子总是相互结合——构成分子”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注：“恩格斯对这一议题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而列宁则圆满地解答了它。列宁坚信电子同样具备可分割性。他深刻认同‘一即多’的哲学观点，而恩格斯则缺乏这种理解。在理论的深度上，列宁超越了恩格斯。列宁能够通过多个元素来阐释二元论，而恩格斯则只是机械地将二元概念应用于理论。”
2:1。”
他如是阐述：“论点二，着重于对问题的深刻剖析。欲破解难题，须秉持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唯有精准把握局势，方能实现精确定位，进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
林彪深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至关重要性。在其多篇散文中，对经济建设的阐述屡见不鲜。他曾明确指出：“凡涉及民生的每一细节，均系国家头等大事。”他着重强调，“全力推动经济发展”不仅关乎“人类灵魂的升华、民族精神的振兴、党的精神风貌，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责任担当者的豪迈气概，以及高尚品德的展现”，更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党必须将经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全力以赴。同时，善于倾听群众心声、洞察他们的迫切需求，更是关乎党的兴衰成败的关键。
例六：面临党内政治生活的不寻常困境，林彪多次试图置身于这场斗争的风暴之外。他在一张随意摆放的纸张上记录下了自己的感悟：“古策：(1)当以君主为重，臣子紧随其后（务必避免臣子争先恐后）；(2)应倡导和谐共处，切勿擅自行动或制造不和；(3)君主应当勤勉不懈，而臣子则可以享受闲暇（例如巡视一类的事务）”。
林彪性格沉稳内敛，对社交场合兴趣寥寥。他坚信，社交之道往往难以成就大业（且其弊端往往超过益处——唯有独辟蹊径方为上策）。
例七：谈及政策议题时，林彪强调：“左、中、右——分而治之，宜走中庸之道，顺应天命，既不偏激，亦不退缩。”“过于偏左的政策只能吸引少数左翼人士，而偏右的政策则仅能凝聚少数右倾分子。唯有秉持中立的政策，方能团结左右翼人士，并使偏右者得以靠拢。此类政策方能有效汇聚多数共识。”因此，我们应采纳“左翼坚守中道”的策略。即便身处左翼，亦应抵制极左与极右的极端行径。
在深入讨论政策话题时，林彪曾如此阐述其见解：“在左、中、右这三者之间，应当择其中道而行，顺从天命，既不偏向激进，亦不至过于保守”。“单纯偏向左侧的政策，仅能吸引少数持有左倾思想的个体，而偏右的政策，也仅能团结少数右倾派系。唯有采纳中间路线，方能将左翼与中立派人士团结一致，同时缩小与右翼人士的裂痕，唯有如此，政策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我们应当“坚守左翼的立场，同时兼顾中立之道。换句话说，坚持左翼的基本原则，却抵制极端的左与右”。
例八：林彪精通战争策略，著作等身，诸多关于战斗的笔记流传于世。他的秘书曾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林彪的数语：“追求利益，追求胜利，纵虎归山，在战争之中，需善于运用机变，见利则进，不利则退（无论战事规模大小）。”叶群将林彪日常随手所记、闲谈中所述、口述成文的文字统称为“散记”，并对其倾注了极高的重视。她时常对这些内容进行细致的整理与补充。在她的办公室内，放置着一个名为“卡片柜”的木质柜子，专用于存放各种卡片资料。在这些丰硕的资料中，不乏叶群精心整理的“散记”卡片。此外，办公室中还设有一个小型保险柜，其中珍藏着她亲自追记的杰作——《一〇一笔记》。在这本笔记本中，叶群详尽地记录了与林彪交谈时的精彩言论。
在编纂“散记”的过程中，叶群经常指派秘书团队携手合作。林彪亲笔所撰写的文字，常被精心制作成卡片，并妥善存放在“一〇一”卡片专柜；而他与叶群的交谈，则被细致地记录于《一〇一笔记》之中；至于林彪亲笔所写的散页，则全部按照原貌保存在“一〇一”手迹专柜。
叶群在工作时极易分心，常常在整理物品的同时，手持电话进行交谈。有时，一通电话便能持续整整一个小时。她的口头禅“那就这样吧”在她的对话中反复回响，不知重复了多少次，通话才终于结束。因此，每次执行整理“散记”的任务，往往要耗费她数个小时的精力。
在《散记》这部作品中，林彪对领袖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这个角度审视，林彪的言行似乎与其所宣扬的“一句顶万句”的口号存在一定的出入。
林彪审阅了秘书呈送的《矛盾论》选段，文中阐述道：“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矛盾普遍存在，渗透于客观现实与主观认识的整个发展历程。”林彪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文中‘所指’的具体内容为何？它时而象征全局，时而关联于两部分，甚至偶尔呈现出对立的特征。我感悟到，这既可解读为错综复杂的结构，又可视作两个核心要素，这种表述虽非重复，却给人以难以捉摸之感。”
林彪曾言：“世间无纯粹之过程，万事皆可继续深化，然毛泽东对此尚存未解之惑。”
他在杂乱无章的纸张上孜孜不倦地挥笔，写下：“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在于事物之间的联系，而非单纯的运动、质量或是矛盾。斯大林与毛泽东并未真正洞察这一真谛，他们误以为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曾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必须根植于社会实践之中。”林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认为还应包括“感觉、概念、实验”等关键要素。他明确在文中提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不仅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而且亦离不开“感觉、思维”的作用。他明确指出，仅仅依靠实践本身，是难以达到（真正）认识的境界的。
显而易见，林彪并未全然认同其部分理论见解。
第一策是“拥”。
在林彪的著作《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他曾鲜明地指出：“唯有恪守不犯错误的根本原则，方能赢得‘拥××’的崇高声誉。”他将自己的观点与列宁、斯大林，恩格斯、马克思，以及蒋介石、孙中山等历史人物相提并论，并着重强调：“通过精心策划、有意为之、积极正面、主动发声的方式，坚定不移地表达对某一理念的忠诚与坚定支持。”
他对任何新提议的回应都总是迅捷无比，这背后是他迫切渴望洞察他人立场的热切之心。
由此可知，林彪所谓的“高举”“紧跟”背后，实则有其他缘由。
第二策是“顺”。
“……而一种永不失错的途径，便是摒弃所有异议，以维持秩序，只需严格遵从指令。”“自主之役——唯胜利至上（对下属，对事务）。他人之役——唯服从命令。”“绝不因个人私欲而擅自行动，始终如一，随时随地为他人效劳。”
林彪曾言：“我所赞同的，不仅限于具体事项，更在于其人。”
第三策是“默”。
“在国运繁荣之际，我们应勇于发声；而在国势低落之时，则宜保持缄默。”“车辆行驶，必须由一位驾驶员操控。若你先行发言，对方若持不同意见，不妨暂时保持沉默，待时机成熟再给予恰当的帮助。”“若你首先提出一个观点，而对方却坚持走自己的路，那么最好是先聆听对方的意见，以期达成共识。”“切勿急躁，切勿急于给出回应。短暂的延迟并无大碍，待请教和商议后再作答复，以免重蹈中宣部在国庆节口号问题上的教训。”
林彪谨慎小心。
......
林彪鲜少出席会议，不翻阅报章，亦不收听广播，与民众保持着距离，且社交活动极为稀少。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依赖秘书每日上午和下午两次为他解读文件，每次解读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除此之外，便是静心聆听叶群向他娓娓道来日常琐事，或是倾听子女们汇报一些家常。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显然难以全面覆盖各个领域的资讯。即便每日两次的文件解读，也难以保持连贯性，常常是三天忙碌，两天闲暇，缺乏一定的稳定性。
秘书们日以继夜，以高效的工作态度，对所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材料进行初步筛选与分类，随后将这些材料分发给各自的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汇报。秘书们并非对每一份文件都作详尽汇报，而是精选关键信息，深入分析和综合归纳，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最短的时间，将国内外重大事件传达给林彪。毕竟，半小时的时间异常宝贵，很多时候，秘书们只能挑选那些需要林彪明确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文件进行报告。即便是标注了“急件”或“特急件”，若林彪因出汗而无法继续听取报告，他们也必须耐心等待。秘书们常在上午期待下午，下午又盼望着次日，而新文件和新情况层出不穷，手中的“待讲件”越积越多。无奈之下，秘书们只得日复一日地“挤水分”，对那些可讲可不讲、可多可少讲的文件进行精简，力求达到极致。一旦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他们便会迅速拿起文件夹，小跑至林彪处。
秘书在林彪提交的文件上画下了“√”符号，然而，与接收到的文件总量相比，这些标注过的文件数量实属寥寥无几。
在将文件呈交给林彪的过程中，秘书须展现出卓越的分析与综合能力。他们需从繁杂且零散的信息海洋中，精准地把握趋势、导向与核心要素，并以简练的语言，对关键且复杂的议题进行全面汇报。秘书的职责不仅不应局限于机械地照本宣科，更不应脱离文件内容随意发挥，同时，还需确保发音准确，举止得体。赵根生秘书由于频繁皱眉的习惯，曾多次受到叶群的指正。
林彪对文件的理解提出了详尽的指导方针。他明确强调：“为了有效节约精力，大家在解读文件时，应着重阐述其方向性和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在向我汇报时，同样需突出这些关键点，涵盖大政方针和原则性的观点。至于数字和比例等具体细节，能简化则简化，因为它们变动不居，难以牢固记忆，而方向性内容则蕴含着更为深远的时代指导意义。对于那些过于专业和专精的部分，则可适当进行删减。”
“纵使天穹崩塌，有我在，首长亦在，世间万物，无不有妥善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秘书们的焦虑情绪逐渐消散，即便在繁杂的工作间隙，他们亦能适时地觅得片刻闲暇，或挥毫泼墨，或挥拍击球，或轻松交谈数语。
“我们不应沉湎于撰写演讲稿、文件或作文，而应致力于增加交流的频率。通过直接、坦率的言辞，力求达到一针见血的效果。”
“今日首长身体不适，若有要事，请即告知于我。”因此，诸多原应由林彪亲自处理的事务，如今皆由叶群擅自作出决断；而许多本应让林彪得知的关键信息，亦被叶群私自扣留。即便如此，叶群仍发布命令，指示秘书“切勿从右侧向首长耳边传递信息”，导致林彪在众多事务上丧失了知晓的权限。
叶群为何警示秘书不宜从“右方”向林彪耳边轻声传递信息？这一提醒背后，实际上源自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指示。
自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不久，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持续了数日。有一回，他特意将一份关于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时极少数人公然高呼反革命口号、亵渎毛泽东画像的《快报》呈递给毛泽东。在信中，林彪字里行间流露出恳切的情感，写道：“谨呈主席审阅。西北地区的情况令人瞩目”，意在借此唤起毛泽东对时局的关注。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出人意料，他批示道：“林彪同志，此事乃一大喜事。左派分子应做好牺牲数千人的准备，以换取右派数十万的胜利。”
与此同时，周亦向毛汇报了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班子普遍遭受冲击，工作亦遭遇显著干扰的情况。毛在审阅此汇报后批示道：“无需过分忧虑，暂时的混乱，不妨让其自然演进。我听闻局势混乱，实则内心颇为欣慰。这混乱，实乃对敌人的沉重打击，对那些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既得利益者的搅扰。若他们继续保持现状，我则会深感不悦。”
同时，毛泽东同志所批阅的林彪、周恩来总理提交的文件附件，已在中央内部得到广泛传阅。
务必减少向林彪传达文革阴暗面的信息，更不得将揭露阴暗面的文件呈递给毛泽东。自此，林彪便停止了向毛泽东提交涉及文革负面信息的文件。
时光荏苒，中央专案组林立，它们频繁向中央汇报审查对象的信息，涵盖彭、贺、刘等人监管期间的状况与诉求，以及邓在江西向毛及党中央写信求援的事件。然而，叶群却明文禁止将这些信息透露给林彪。她曾言：“此类事宜自有专人负责，你们只需向我汇报即可。”如此指示，使得林彪无法及时获知众多老干部所遭受的苦难真相。
......
“叶群，身为一位女性，她的生命历程亦饱含着不幸。”
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林彪将满腔热血投注于战争指挥与策略谋略，其专注程度显而易见，对叶群的冷落也自然不言自明。1938年的那次受伤虽侥幸逃过一劫，却留下了终身的顽疾，让他心有余悸，面对病痛的态度也显得躲躲闪闪。林彪性情内向，不喜应酬，与性格外向、不愿过平凡生活的叶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其秘书回忆，自1964年底起，林彪与叶群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林彪居于楼下，而叶群则住在楼上。当时林彪五十七岁，叶群则年仅四十四。此后，他们迁往苏州南园，林彪居于南侧，叶群住在北侧。不久后，叶群更是直接搬至另一栋楼独自居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的卧室分别位于工字房的东西两端，相隔数十米，其间还间隔着几间房舍。
林彪与叶群的作息习惯各具特色。林彪习惯于每日清晨六时便开始新的一天，而夜晚九时左右便会安顿入眠，无论四季如何变换，他都坚守着这一规律的作息，从不受熬夜至黎明的影响。一旦沉入梦乡，便坚决不允许被打扰。相比之下，叶群则更像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到上午十点之后才会缓缓起床，而凌晨两点之前，她往往难以入睡。若遇有会议，她常需拖延至凌晨四五点钟方才入睡，翌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才会慵懒地睁开双眼。即便躺在床上，她也习惯让王淑媛为她进行头部按摩，并与之闲聊。她们的对话往往如此吸引人，以至于王淑媛也不禁陷入小憩，不时轻轻触碰叶群的额头。
“这扇贝在当地非常有名，我已让人准备了一些新鲜的贝肉，您要不要尝一尝？”林彪却婉言谢绝：“你就自己享用吧，我不太适应这样的美食。”
林彪家族的四位成员各自遵循着个性化的饮食习俗，各自拥有专属的用餐时间与餐点。偶尔，人们能看到林立衡或林立果手捧饭碗，与林彪同席而坐，边进食边交谈。面对林彪，他们心怀崇敬，称呼他为“爸爸”时，总是洋溢着无比的亲近感。而相较于林彪，他们对叶群的亲近程度则大不如前。在与叶群交往时，他们更似对待一位工作人员，仅以“主任”或“叶主任”相称，从不以“妈妈”等亲昵的称呼来称呼她。私下里，林立果甚至会用“叶胖子”或是“他妈的，叶老胖”等非正式的言语来提及叶群。
林彪素来不倾心于山水之乐，亦不热衷于尘嚣中的市井生活。而叶群性格开朗，热爱游历四方。每至一地，她便会走出家门，尽情游览，无论是历史沉淀的名胜古迹，还是熙熙攘攘的繁华街市，都让她心驰神往。上海、苏州、杭州的众多景点，都留下了她的足迹。1965年4月，她在无锡逗留了短短一周，却还是抽空游览了梅园、蠡园、鼋头渚等地。归来之后，她便向林彪娓娓道来所见所闻。林彪对于这样的轻松话题，总是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少吃多餐”；“保持开朗、愉快、活泼的心态”；“说话不要啰嗦，做事不要越权”。当叶群因“假党员”问题而困扰时，林彪便写信安慰她：“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必过于焦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再次给叶群打气：“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这些话语无不体现出林彪对叶群既喜爱又烦恼、既亲近又疏远、既信任又约束的复杂情感。
......
庐山会议圆满落幕，林彪并未即刻启程返京，转而选择了北戴河作为目的地。直至九月下旬，他方才踏上了归途，重返北京，以期融入国庆节的盛大庆典之中。
在1970年国庆的喜庆时刻，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弥漫着欢愉与和谐的气息，仿佛庐山之巅的波澜不惊。远在北京的毛家湾工作人员对此浑然不觉。然而，叶群似乎有意无意地试图掩盖真相，接连数日，她逐一与秘书交谈，暗中透露庐山会议的零星信息：“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遭遇了一些波折，他编写的材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主席、首长以及我对他都提出了批评。陈伯达身为文人，热衷于笔耕，偶尔犯错在所难免，但这并非什么重大事件。今后若你听到有关陈伯达的消息，切勿忧虑，只需专心致志地履行你的职责。一旦收到与陈伯达有关的文件，切勿擅自扣留，应立即呈交秘书，转达给首长。”经过数日的谈话之后，陈伯达赠予叶群的“继往开来”条幅，已悄然从叶群的办公室东墙上消失。
自十月中旬始，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亲笔签署的文件接连而至，陆续递至林、周、康三位手中。与此同时，关于陈伯达事件的中共中央文件亦在全国范围内逐级分发。尽管毛泽东的批示主要指向陈伯达，但林彪心中洞若观火，清晰认识到，毛泽东的批评同样针对了他本人。
“事态并未到达极端糟糕的程度，无需过度忧虑。”此言彰显了，直至1971年的来临，林彪的心态仍旧保持着平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脱常人的冷静。在他看来，自己并未犯下足以致命的过错，因此他安抚叶群，告知她不必慌张，亦无需因焦虑而夜不成眠。
在全面展开“批陈整风”运动并实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策略之后，林彪先前持有的“不会太糟糕”的乐观心态开始出现动摇。一日，叶群命秘书递上一份批件，恰逢她与林彪正在交谈。她手持文件在林彪面前挥舞，情绪亢奋地宣称：“你看，这分明是针对你的。”秘书离开后，林彪对叶群大声呼喊：“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你出去，我要休息！”当时秘书误以为叶群在林彪面前挑拨离间，导致林彪显得不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秘书逐渐意识到，林彪当时确实显得心绪不宁。
“这五位老总（即黄、吴、李、邱）始终紧随毛主席，他们只是被陈伯达误导，本质上都是好人犯错。毛主席的批评是对他们的信任与爱护。他们与陈伯达的情况不同，关于老总们悔过的议题，不要让秘书们得知，以后此类绝密文件和电报直接交给我，我将向首长汇报。”遵照叶群的指示，此类绝密文件和电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直接交给了叶群。而当这些文件和电报再次回到林办秘书手中时，上面已不见任何向林彪报告或批示的痕迹。
在仔细审阅文件之际，林办秘书突然想起，他曾经亲耳听闻叶群在电话中对他人透露：“林彪同志近期健康状况堪忧，面色憔悴，每晚不得不服食两次安眠药，体重已降至八十余斤……唉，此类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料竟演变成如此境地……”
“敬请务必莅临。若您缺席，我家将承受不堪之重……”尽管林彪如此言辞恳切，最终他仍是缓缓起身，接过内勤递来的大衣，步出房门，乘车前往晚会举办地。
惯常而言，林彪总能在毛之前数分钟抵达现场，然而这次，他却晚了一步。往昔，林彪总在天安门城楼目送毛离去后，方才返回，但此次，他竟提前离席。秘书们目睹林彪的车仅半小时后便折返毛家湾，无不感到诧异。据随林彪一同上天安门的内勤所述，林彪坐下不久，毛便起身前往休息室。不久，林彪亦起身，返回了毛家湾。
五月的一个午后，随着正午的临近，林彪将秘书叫到身边，低声吩咐道：“今日午后，总理将莅临，你须寻一张大幅纸张，在此处书写数语后张贴。”说罢，他转身走向客厅，指向门厅南侧的墙面，指示道：“就在此处。”接着，他逐字逐句地口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永垂不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世长存！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手势画了一个圆圈，强调道：“字体要放大一些。”
数日过后，林彪向其秘书亲笔口授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件，在信中他提出应对当前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辖各大军区的主副首长实行“四不与一要”的指导原则，具体内容为“不予逮捕、不予关押、不予处决、不予免职”；“在特殊状况下，必须严格遵循主席亲自发布的灵活指令执行”。
林彪在审阅“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过程中，察觉到部分同志对安全问题表示了忧虑，这一现象促使他产生了上述观点。
林彪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长达五年的洗礼以及“批陈整风”运动的锤炼，目前中央及其各局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总体上已值得信赖。
林彪严肃强调，务必将此规定全面传达至卫戍区每一位战士，并确保每隔数月便进行一次传达，持之以恒，延续十年之长。此外，林彪还提出倡议，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地区。
在林彪口述这封信件之际，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们已将检讨书自上而下逐级传达，军队中的众多干部们情绪波动，忧虑弥漫。此信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林彪对军队内部分高级将领的政治前途与个人安危的深切忧虑。
或许是因为林彪认为自己的构想已不合时宜，难以实际执行，亦或是其他何种缘由，这封信始终未能通过机密途径递达中央。
1971年7月16日，林彪重返北戴河故地，此后，他踏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