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炸开花园口的操作，至今仍是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决策。但你可能想不到，曾有一个人，连老蒋都觉得 “行事抽象”，这人就是印度的甘地。
1942 年 2 月 18 日，老蒋终于见到了甘地。两人见面算不上 “一见如故”，反倒有点 “相看两厌”。此后，老蒋与甘地先后进行了三次谈话，总计 5 个小时。
聊天途中，甘地掏出了他的专属纺车，一边纺纱一边与老蒋对话。聊了一天下来，老蒋的认知几乎被颠覆。
虽然两人的会面，最终达成了 “印度不阻碍英国援助中国抗战” 的共识，但面对甘地的主张，老蒋实在难以认同。
起初，老蒋还劝说甘地：“暂时放弃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积极支持抗日。” 可甘地却回应：“我推行非暴力运动已有 36 年，它是 100% 正确的。在印度，从没有人组织过暴力抵抗英国，只有非暴力运动能凝聚力量。”
他还补充道：“我们心中绝无容纳英国帝国主义的余地，但我们可以接受阁下的忠告，不做节外生枝的事，让殖民统治自生自灭。”
这番话让老蒋难以理解 —— 甘地奉行的 “非暴力”，核心逻辑是：若敌人要杀你，不必用暴力反抗，只需把脖子伸过去让他杀；杀到一定程度，侵略者会因 “杀累了” 而停下。
斗争的关键在于 “不合作”：你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若你愤怒要杀我，我便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直到你自己放弃。这种斗争方式，对习惯了 “武装抵抗” 的老蒋来说，简直闻所未闻。
后来，老蒋在日记里写道：“甘地的思想，总结起来只知热爱印度，心中只有印度，却不顾全世界其他人类的苦难；他只懂一味忍受痛苦，毫无革命的基础与热忱。”
只能说，幸好印度面对的是英国；若换作日本法西斯，整个印度恐怕早已沦为人间地狱。
不过，尽管甘地与老蒋的政治意见相左，外交层面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印度国大党虽坚持 “不合作”，但承诺不干预盟国对中国的援助。
随后，老蒋出席了 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这次参会，算是老蒋在外交上少有的正确决策 —— 既提高了中国在东亚战场的国际曝光度，又协调了盟军的进攻战略，还借着抗战的契机，废除了不少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
会议创造的一系列有利条件，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但会议的结果也 “有利有弊”：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曝光度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也在逐步加深。
美国方面认为：“我们给了中国这么多军事援助，钱不能白给，中国总得交出一部分军队指挥权。” 于是在 1942 年 3 月，经美国指派，史迪威将军奉命来华负责军事指挥工作。
彼时的史迪威，身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等职，既掌握军事物资调配权，又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权力极大。
可刚到中国，史迪威就被老蒋的部队 “震惊” 了 —— 国军战斗力低下，内部腐败严重，拉山头、搞帮派成风；士兵身体素质孱弱，除了少数嫡系部队有战斗力，其余大多是 “凑数的边角料”。
作为东亚战区的军事代表，史迪威立刻向老蒋提出建议：改革军队、梳理指挥系统、实施统一指挥，以提升国军作战能力。
但老蒋并不愿意改革，史迪威后续的整改工作也困难重重，核心原因就是老蒋从中作梗 —— 老蒋坚决反对史迪威将物资 “平均分配” 给所有部队，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等非嫡系部队，在他看来，把物资分给这些部队 “比割肉还疼”。
老蒋曾对史迪威说：“抛开战绩公平、补给克扣不谈，我们的嫡系部队，难道不该比其他部队多拿些物资吗？你这是不尊重我这个战区总司令的判断。”
可在史迪威看来，国军内部山头林立，能把物资足额发放已属不易 —— 当时不少国军将领，刚领到补给就拿到黑市倒卖，根本不顾前线士兵死活。最终，老蒋在物资分配问题上 “碰了一鼻子灰”，碍于补给大权握在史迪威手中，他也只能忍下不满。
随着时间推移，老蒋与史迪威的分歧越来越大：史迪威嫌弃老蒋 “只防守、不进攻” 的消极抗战策略，屡次催促他集结所有力量，对日军展开主动反击；老蒋则指责史迪威是 “空降司令”，不断干涉中国战事，损害中国主权。
两人争吵不休，后来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甚至写道：“老蒋是当前中国统一、以及真正全力抗战的最大障碍。”
就在两人矛盾激化时，长期驻华的史迪威敏锐发现：国军序列中，有一支部队与其他部队截然不同 —— 这就是八路军。
在史迪威提供物资前，老蒋几乎没给过八路军任何补给，可这支部队却异常能打：战士们虽穿着破衣烂衫，却精神饱满、军纪严明，不偷不抢，就连百姓主动送的物资都婉拒。
按常理，如此高素质的军队，理应得到国民政府重用。可每当史迪威向老蒋询问八路军的情况，老蒋都嗤之以鼻，不仅不如实告知，还在政治、新闻层面对八路军进行隔离与封锁。
这种遮遮掩掩，让史迪威愈发好奇：“你不告诉我，我就自己查。”
时间来到 1944 年 4 月，一场战役的爆发，让美国彻底对老蒋及国民政府失望，也促使史迪威推动美国派遣观察组（即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革命根据地 —— 这场战役，就是著名的 “豫湘桂大溃败”。
要聊豫湘桂战役，得先看当时的抗战局势：太平洋战场开辟后，日本法西斯陷入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双重夹击，太平洋上的日军补给线随时可能被美军切断；一旦补给线断裂，驻守中南半岛的日军将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
情急之下，日本大本营改变策略，计划快速占领中国大陆的南北交通线 —— 夺取中国铁路，摧毁中美空军基地，将日占朝鲜与南太平洋的补给线通过中国铁路连接起来，保障中南半岛日军的补给。
1944 年 1 月 24 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递交了 “一号作战计划”，豫湘桂战役的战前准备就此展开。
日军的 “一号作战”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计划在 4 月以华北方面军 4 个师团进攻河南，用一个半月打通平汉线；第二阶段，6 月以第 11 军为主力进攻湖南，计划用五个月打通粤汉线中段；第三阶段，次年 1 月以第 23 军为主力进攻广西，最终打通湘桂线与粤汉线南段。
按理说，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调动，国军理应有所警觉，可老蒋却犯了 “误判” 的毛病。他认为：“美国与日本已经开战，日军无力在中国战场继续推进。”
老蒋甚至说：“倭寇本年必竭其全力固守太平洋前线，他们的调动，绝不可能是进攻中国，只会是抽调兵力回防太平洋。”
直到 1944 年 3 月初，国军侦察部队发现：日军工程部队正在加速修复黄河沿线的铁路。
前线立刻将消息上报老蒋，可此时正依赖美国物资的老蒋，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 他只派轰炸机对日军工程部队进行骚扰，还预判：“黄河铁路损毁严重，至少要到 5 月 1 日才能修好。” 此后，他便不再关注铁路局势。
可老蒋不知道，“一号作战” 是日本 “赌国运” 的最后一搏 —— 即便顶着中国军队的袭扰，日军也拼尽全力抢修铁路。
3 月 25 日，日军竟提前一个月修好了铁路。而因老蒋的预判失误，郑州对日军的进攻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随后，日军调集第 12 军，以及第 1 军、第 11 军的部分兵力，总兵力达 14 万人，顺着修好的铁路南下，直扑中原。接下来，一场让国民政府颜面尽失的溃败，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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