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内容都是结合可靠资料和我的一些看法写的，最后也注明了参考的资料，大家注意一下。
前言
紫禁城养心殿里，乾隆皇帝正专心批阅奏折，看到两广总督孙士毅递交的关于“安南国王阮光平请求内附”的奏章时，他思索了许久，最后用朱笔写下：不准所请。
这决定让满朝文武都迷糊了——到底为什么要拒绝那么轻松送到手的边疆呢？
18世纪末的越南正处于动荡当中，西山朝建立的阮光平政权为了争取正统地位，专门派使节向清朝进贡，还表示愿意归顺，有意成为藩属。
以协办大学士和珅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接受内附，觉得这样一来，清朝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就能大大提升。
而军机大臣阿桂等人则不同意，他们觉得安南位置偏远，管理起来花费太高，负担太重。
经过权衡利弊，乾隆决定继续维护宗藩关系，他在诏书里提到：安南这个小国家，不如让它成为中国的藩属。
清朝在管理边疆的办法上，确实展示出了跟以前的朝代不一样的想法，这个由满洲人建立的王朝，似乎更懂得怎么和各种民族打交道。
康熙时期整理的《大清一统志》里，特别把朝鲜、越南、琉球这些邻近国家划为“外藩”，跟内地各省份一分为二，挺能体现出他们对边疆国家的认知和管理思路。
这可不是随意划划而已，而是经过对各地实际情况的仔细分析，考虑到每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不同，管理起来的难度和开销也各不相同。
到了乾隆那会儿，清朝的版图可算是空前巨大，前所未有地扩展了不少。
根据现在在故宫保存的《乾隆内府舆图》估算，当时实际掌控的领土大约有1300万平方公里，要治理这么大一片天地，任何决策都得经过盘算，权衡利弊。
要从经济角度算账的话，接纳越南的附属地明显就算不上啥赚头，反倒是个亏本的买卖。
当时清政府在云南、广西等边境区域的驻军，每年光是军费就得花掉大约80万两白银，而从这些地方征来的税收也就只有两三十万两左右。
要是把管辖范围再扩大到红河三角洲，估摸着每年还得多出大概100万两白银的财政开销。
光是钱这方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越南虽然也学那些儒家经典，也搞科举考试，不过那边的社会架构和内地相比，差得可大了。
乡下那些地方势力头子挺有影响力，要想让皇上的命令真正见效，常常难如一蹴而就。
明朝永乐到宣德这段时间里，统治越南北部的事儿就挺典型——20年间花了不少军费，几百万两，可到头来，还是因为当地人的不断反抗，只能收兵撤退。
乾隆皇帝对这段历史再清楚不过了，他在给军机处的谕旨中特别提醒大臣们：
明永乐年间，张辅征安南的事情，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教训。而到了18世纪末，东南亚的局势也在暗中暗潮涌动。
西方殖民者的足迹已经悄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葡萄牙人早在16世纪就稳稳扎根澳门，荷兰人则把握着爪哇岛，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印度不断扩大势力。
在这种局势下，南方留个缓冲区，对清朝来说，真是挺关键的战术安排。
乾隆皇帝从各地海关送来的奏报中，了解到西方势力开始向东方扩展的情况。
1793年见到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时候，他还专门问了一下英国在东南亚的情况，这也让他在对外策略上变得特别小心。
挺有趣的是，和越南保持宗藩关系，反倒帮清朝争取到了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清朝靠着管控边境贸易，每年都能从越南买到不少东南亚的特产。一旦 direct 统治，这些贸易上的好处可能就又要打折扣啦。
从历史来看，乾隆这个决策真是见识非凡。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朝虽然丢了对越南的宗主身份，但也巧妙躲开了与殖民者正面碰撞的麻烦。
看看当时英国在缅甸的局势吧，面对当地人的不断反抗，得不断奉上大量兵力去镇压，真是操碎了心。而清朝这边，情况反倒显得轻松一些，没有那么大压力。
从长远角度说，中越两国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实际上促进了双方文化的更深层次融合。
汉字、儒家思想、科举制度这些文化元素在越南逐渐扎根、流传开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字文化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双方在文化方面的亲近感。
现在的学者在探讨这段历史时，往往挺佩服乾隆的眼光，而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这段历史的经验依然有借鉴的价值。
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常常得在直接掌控和间接影响中权衡，要在眼前的利益和长久的代价里做个折中。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经过两百多年的时光，我们再次回味这段过去，依然能从中汲取一些新的心得。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二十四
《钦定安南纪略》，是清朝官方整理的历史书籍。
《大清一统志》，乾隆时期在武英殿刻印的版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军机处奏折录副》。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越历史关系档案汇编》。